作者:西羚墨
酷吏张汤:“……”
突然知道了自己的死因和在后世的名声,就很突然,也很绝望。
现在还有救吗?
张汤小心翼翼看向帝王,却发现帝王面无表情,冷漠地露出他权力动物的一面,仿佛一尊冰冷的石雕,纵然听到了苍生的苦难,依然无动于衷。
【刘彻或许杀刘据是控制失误,也或许是权力欲压过了父子亲情,但是杀卫家势力时绝对是清醒的,手段与当年杀陈皇后娘家势力和后来灭李家势力一模一样。】
招不在老,有用就行。
这样的巫蛊手段,在后世也多有使用。
民间第一次听觉得大开眼界,但是帝王们并不觉得奇怪。
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。
想要人活不容易,但是想要人死,手段真是太多了。
反而是秦朝的君臣们颇有些不适应。
“后世还有脸称呼我们为暴秦?这手段如此阴险,自己亲戚儿子女儿全杀光了,分明更为绝情!”蒙毅忿忿不平。
大秦虽然肉刑很多,但也是光明正大的来。
就算野蛮,后世也没好到哪里去!
【为什么要在讲述“蛊”时讲述汉武帝巫蛊之祸呢?因为“蛊”的存在,本身就带有一部分的政治意义与地理偏见。】
【而有关“蓄蛊”的传说,雏形也是从西汉开始。所谓的“蓄蛊”,就是养蛊。】
现如今,普遍认知的是南方多瘴气的地方多巫蛊,但是谁能想到,起初被认为有“蛊”的地方,其实是北方的中原地带。
上古时期,“巫”被认为有神力,可以与神沟通,夏商时期的巫拥有崇高的政治权力地位;
“蛊”很早就与“巫”这样的神秘力量结合,1965年在山西侯马晋都新田遗址出土过一批公元前5世纪的盟书,其中“诅”与“蛊”已经开始搭配使用,说明在公元前5世纪,“蛊”已经被赋予了巫术色彩。
周朝,神的力量被周天子取代,但“巫”依然承担着与天地沟通的责任,成为了周天子与上天沟通的桥梁;
先秦时期,秦国医和为晋平公诊治时提到“女惑男”引起的“蛊疾”,但是这个“蛊”结合晋平公的纵欲过度,其实是一种性生活过度引起的男性功能障碍,“蛊”取其并从中生,犹如蛊之食谷,日渐销蚀。
这里的“蛊”指的是疾病,是非人为故意蓄蛊。
到了秦汉,帝王权力加强,“巫”的权力地位被剥夺,但是依然被需要,比如宫廷里依然有着巫祝的官职和地位。
汉朝时期,开始提到“毒蛊”,并且有了防治手段,比如“嘉草”,这里的“毒蛊”已经有了人为蓄蛊的含义。
汉朝以后,蓄蛊的传说越来越多,甚至还到了影响立法的地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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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,李世民有些不自在,大臣们也有些尴尬。
大唐就是那个因为“蛊”立法的朝代之一,《唐律疏议》卷一八里记载:“蛊有多种,罕能究悉,事关左道,不可备知。”
“原来没有蛊啊,怎么民间那么多有关于蛊的传说?”尉迟敬德还挺好奇,“我都听说过什么蛇蛊、蜈蚣蛊、蟾蜍蛊,原来没有?”
天幕这个态度很明显,尉迟敬德也不傻,能看出来。但是没想到传说了几千年的蛊,竟然不存在?
长孙无忌笑了笑:“有没有一种可能,这些蛇、蜈蚣、蟾蜍本来就有毒,人们出于畏惧就传说到蛊身上,然后一传十十传百,就成了各种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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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是在唐朝,名医许仁则看到这些,摇摇头笑道:“所谓的蛊虫,不过是人心害怕,畏惧爱恨情仇,害怕因为未知事物生病病死,就如同杯弓蛇影,看到影子就以为是蛊虫,自己吓自己。”
他的小徒弟还有些不敢置信:“师父,那如果真的有蛊虫呢?”
“没有如果。”许仁则直接否决,并且给出例子,“我接过许多自称被下蛊的病患,其中有不少其实就是痢疾,或者其他疾病。”
说完他告诫自己的徒弟:“你要好好学医,民间不懂医术以为是蛊,但是医者不能真的当成蛊去治,你要去发现所谓的蛊到底是什么疾病,才能对症下药。”
徒弟连连点头:“是师父,徒儿记住了。”
【伴随着民族融合,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,开始有了“蛊”和“养蛊人”的说法。
更为落后的地方,往往是被认为有“蛊”的一方,甚至被认为的地方自己都认为是如此。】
起初,因为巫术与中原政权,蛊毒故事发生在北方。随着文化经济中心的南移,蛊毒的故事也开始南移。
隋朝以前,蛊毒都是在北方黄河流域出现。唐宋以后,蛊毒从长江流域蔓延到福建、两广、云贵川等地,尤其是江西、浙江一带;
到明清时期,蛊毒的传说主要见于深山僻壤。
这其中,伴随着文化的碰撞与经济开发。
比如北方人南迁时,不可避免的与南方人产生矛盾碰撞,同时不适应当地环境,感染南方的血吸虫病、疟疾等对于北方人来说很陌生的传染病时,北方人会怀疑自己被善用巫术和毒物的南方“养蛊人”下蛊了。
即使长期居住让北方人会渐渐认清“蛊毒”的真相,但是并不会承认自己的误解。
所谓“造谣一句话,辟谣跑断腿”,在古代经常存在。
只有在经济文化发达之后,污名化才会被渐渐洗脱。
比如广州,曾经被认为是“岭南多瘴气”的地方,是有“蛊”的地方,后来因为对外海上贸易繁华,成为了著名的外贸城市,还有谁会说它有巫蛊瘴气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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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,云南大理,当地人闻言一番冷笑。
“大唐时期,我们这里还是南诏国,从未听说什么蛊毒蛊虫。反倒是如今,被并入中原设置大理府后,中原人就开始造谣说我们‘蓄蛊’,什么虫子都说是我们的蛊虫,既然这么害怕,那还过来做什么!”
在没有与中原文明发生碰撞之前,云南一直自成一体。
唐朝时是南诏国,南宋时是大理国,都没有过“蓄蛊”的史料。到云南被并入中原,在大明时期改为大理府,就开始有了“蓄蛊”的污名,中原人对当地人畏惧如虎,仿佛是个人都会养蛊要害中原人。
【最可怕的是,其实在双方的交流中,有些有识之士并非没有发现巫蛊之说的荒谬,但是依然选择了附和,选择了污名化。】不仅仅是经常接触所谓“中蛊”的大夫能发现“蛊毒”的真相就是一种疾病,不少文人也发现了,并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出自己的看法,同样认为“蛊毒”是疾病,是人们对疾病和未知事物的惧怕,但是很可惜,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伸张。
被传“养蛊”的地方,只能靠经济发达、与外界文化融合后,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摆脱污名。
【就如同“打旱骨桩”一样,“旱魃”总被选定为弱势群体。“蛊女”“养蛊人”同样选择的是弱势群体。】
寡妇,孤女,孤僻的老婆婆,病歪歪的独身男人,这些都是被指认是“养蛊人”的主要社会人士。
明朝的苗寨里,一位正值婚嫁期的少女突然泪流满面。
她的父亲早逝,母亲成了寡妇,带着自己靠着上山采药卖药为生,没想到却被寨子里的人说她母亲是“蛊婆”,各种排斥,村里的小孩要么欺负她,要么畏惧她躲得远远的。
本以为长大后会好很多,可是长大后,因为她母亲是“蛊婆”,没有人家愿意娶她,让母亲暗自垂泪,总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女儿。
可是少女知道,母亲根本不是什么“蛊婆”,知道些药性也是因为常年卖药,跟药铺子合作认识的。
“我娘若是蛊婆,那些背后说我们坏话的,一个也不会放过!”
少女擦擦眼泪,恨恨道。
尽管天幕为她母亲平冤了,她哭出了多年来受的委屈,可是母亲受过的委屈,又怎么可能因为一两句话就能抹平?
“阿娘,我们搬走吧!搬去一个大家不认识我们的地方!”少女对着母亲提议道。
母亲却摇摇头:“到了异地,我们是外乡人,还是被欺负的那个,别人听到我们的口音就会知道我们是南方人,会怀疑我们孤儿寡母逃到外地是不是蛊婆。”
少女犹豫了:“那可怎么办?”
“既然说我们是蛊婆,会放蛊,为什么不能会治蛊?”经历了半辈子心酸的母亲坚韧而睿智,她有条不紊说出自己的打算,“天幕也说了,以前的巫是地位崇高的,如果我们有这些能力,也可以摆脱如今的困境。”
少女:“可是我们不会治蛊啊?”
“天幕特意讲这么多蛊毒,不会是白讲的。”母亲很有信心地说道,“娘猜,后面就会讲蛊怎么治疗。”
少女狠狠点头:“好!我们看天幕,好好研究怎么治!”
【到后来,民间的“蛊”如同宫廷中的“巫蛊之祸”一样,也成为了对付敌人的一种阴谋手段。】
唐朝时期,诸暨一位卸任的县尉包某,去一位熟识的富豪家中做客,做客后,包某怀孕的妻子第二天在家中突然得病。
包某怀疑富豪给妻子下蛊,带着妻子去富豪家中闹事,结果打闹自重发生冲撞,导致妻子死亡,一尸两命。
包某悲愤之下,抬着妻子的尸体,去衙门告状。
“大人,我的夫人死的好惨啊!”
当时负责的官员是观察使李逊:“她是怎么死的?”
包某开口直指曾经的富豪朋友:“她定然是被我那无良友人下蛊害死的!”
李逊问道:“你有什么证据?”
包某说出前日去富豪家中吃饭,妻子回去就生病,加上当地有下蛊的传说,他一口咬定:“大家都说他会下蛊,肯定是他下的蛊!”
富豪委屈地解释:“大人,我家从来没下过什么蛊,连见都不曾见过!”
李逊再次追问时,包某给出新的证据:“是我妻子晚上托梦告诉我的,就是被他下蛊害死的!”
“这是勒索!”李逊却看出其中的种种不合理之处,“你既然担心你的妻子,为何要带着病妻出门而不是先给她请大夫?为何又要当着她的面打架?为何不先妥当安置你即将临盆的妻子?”
包某开始叫屈:“大人,我家一尸两命,你竟然怀疑我!”
“你夫人一尸两命,但是你还可以再娶不是吗?”李逊看着包某眼神闪烁,看出了这人的不对劲,“你夫人一尸两命,你不给她下葬,把人的尸体抬到外面任人旁观,这就是你的爱妻爱子?”
最后,因为包某证据不足,李逊给双方轻微处罚,包某的妻兄不服,当朝喊冤,被李逊杖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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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年,官员孟简接替李逊的官职,一上任,包某再次喊冤,孟简再次重审此案。
“有何证据?”
包某还是老说词,并且非常坚定的认为是富豪下蛊:“是我夫人托梦告诉我,是他下了蛊!”
然而这一次,孟简将富豪全家十几口人活活杖毙。
民间的百姓竟然群情一片叫好声:
“还是这位大人好,大人您可真是位青天啊!”
叫冤者满意,百姓满意,死去的富豪全家,想发表反对意见也没有机会发表。
但是,这真的就是真相了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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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竟然是我大唐官员!”李世民看到唐朝时就不好了,看完整个案子气得声音颤抖,“我大唐官员什么时候靠托梦断案了?《唐律疏议》都不学的吗?”
“这个孟简若是生在现在,朕定要让他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,当什么官,回家吃自己去!”
李世民这一期看天幕,原本是准备学习医术,没想到又被气的不成模样,长孙皇后怕他气出病来,连忙让太医给他诊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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