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西羚墨
酷吏张汤：“……”
突然知道了自己的死因和在后世的名声，就很突然，也很绝望。
现在还有救吗？
张汤小心翼翼看向帝王，却发现帝王面无表情，冷漠地露出他权力动物的一面，仿佛一尊冰冷的石雕，纵然听到了苍生的苦难，依然无动于衷。
【刘彻或许杀刘据是控制失误，也或许是权力欲压过了父子亲情，但是杀卫家势力时绝对是清醒的，手段与当年杀陈皇后娘家势力和后来灭李家势力一模一样。】
招不在老，有用就行。
这样的巫蛊手段，在后世也多有使用。
民间第一次听觉得大开眼界，但是帝王们并不觉得奇怪。
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
想要人活不容易，但是想要人死，手段真是太多了。
反而是秦朝的君臣们颇有些不适应。
“后世还有脸称呼我们为暴秦？这手段如此阴险，自己亲戚儿子女儿全杀光了，分明更为绝情！”蒙毅忿忿不平。
大秦虽然肉刑很多，但也是光明正大的来。
就算野蛮，后世也没好到哪里去！
【为什么要在讲述“蛊”时讲述汉武帝巫蛊之祸呢？因为“蛊”的存在，本身就带有一部分的政治意义与地理偏见。】
【而有关“蓄蛊”的传说，雏形也是从西汉开始。所谓的“蓄蛊”，就是养蛊。】
现如今，普遍认知的是南方多瘴气的地方多巫蛊，但是谁能想到，起初被认为有“蛊”的地方，其实是北方的中原地带。
上古时期，“巫”被认为有神力，可以与神沟通，夏商时期的巫拥有崇高的政治权力地位；
“蛊”很早就与“巫”这样的神秘力量结合，1965年在山西侯马晋都新田遗址出土过一批公元前5世纪的盟书，其中“诅”与“蛊”已经开始搭配使用，说明在公元前5世纪，“蛊”已经被赋予了巫术色彩。
周朝，神的力量被周天子取代，但“巫”依然承担着与天地沟通的责任，成为了周天子与上天沟通的桥梁；
先秦时期，秦国医和为晋平公诊治时提到“女惑男”引起的“蛊疾”，但是这个“蛊”结合晋平公的纵欲过度，其实是一种性生活过度引起的男性功能障碍，“蛊”取其并从中生，犹如蛊之食谷，日渐销蚀。
这里的“蛊”指的是疾病，是非人为故意蓄蛊。
到了秦汉，帝王权力加强，“巫”的权力地位被剥夺，但是依然被需要，比如宫廷里依然有着巫祝的官职和地位。
汉朝时期，开始提到“毒蛊”，并且有了防治手段，比如“嘉草”，这里的“毒蛊”已经有了人为蓄蛊的含义。
汉朝以后，蓄蛊的传说越来越多，甚至还到了影响立法的地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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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，李世民有些不自在，大臣们也有些尴尬。
大唐就是那个因为“蛊”立法的朝代之一，《唐律疏议》卷一八里记载：“蛊有多种，罕能究悉，事关左道，不可备知。”
“原来没有蛊啊，怎么民间那么多有关于蛊的传说？”尉迟敬德还挺好奇，“我都听说过什么蛇蛊、蜈蚣蛊、蟾蜍蛊，原来没有？”
天幕这个态度很明显，尉迟敬德也不傻，能看出来。但是没想到传说了几千年的蛊，竟然不存在？
长孙无忌笑了笑：“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些蛇、蜈蚣、蟾蜍本来就有毒，人们出于畏惧就传说到蛊身上，然后一传十十传百，就成了各种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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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是在唐朝，名医许仁则看到这些，摇摇头笑道：“所谓的蛊虫，不过是人心害怕，畏惧爱恨情仇，害怕因为未知事物生病病死，就如同杯弓蛇影，看到影子就以为是蛊虫，自己吓自己。”
他的小徒弟还有些不敢置信：“师父，那如果真的有蛊虫呢？”
“没有如果。”许仁则直接否决，并且给出例子，“我接过许多自称被下蛊的病患，其中有不少其实就是痢疾，或者其他疾病。”
说完他告诫自己的徒弟：“你要好好学医，民间不懂医术以为是蛊，但是医者不能真的当成蛊去治，你要去发现所谓的蛊到底是什么疾病，才能对症下药。”
徒弟连连点头：“是师父，徒儿记住了。”
【伴随着民族融合，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，开始有了“蛊”和“养蛊人”的说法。
更为落后的地方，往往是被认为有“蛊”的一方，甚至被认为的地方自己都认为是如此。】
起初，因为巫术与中原政权，蛊毒故事发生在北方。随着文化经济中心的南移，蛊毒的故事也开始南移。
隋朝以前，蛊毒都是在北方黄河流域出现。唐宋以后，蛊毒从长江流域蔓延到福建、两广、云贵川等地，尤其是江西、浙江一带；
到明清时期，蛊毒的传说主要见于深山僻壤。
这其中，伴随着文化的碰撞与经济开发。
比如北方人南迁时，不可避免的与南方人产生矛盾碰撞，同时不适应当地环境，感染南方的血吸虫病、疟疾等对于北方人来说很陌生的传染病时，北方人会怀疑自己被善用巫术和毒物的南方“养蛊人”下蛊了。
即使长期居住让北方人会渐渐认清“蛊毒”的真相，但是并不会承认自己的误解。
所谓“造谣一句话，辟谣跑断腿”，在古代经常存在。
只有在经济文化发达之后，污名化才会被渐渐洗脱。
比如广州，曾经被认为是“岭南多瘴气”的地方，是有“蛊”的地方，后来因为对外海上贸易繁华，成为了著名的外贸城市，还有谁会说它有巫蛊瘴气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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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，云南大理，当地人闻言一番冷笑。
“大唐时期，我们这里还是南诏国，从未听说什么蛊毒蛊虫。反倒是如今，被并入中原设置大理府后，中原人就开始造谣说我们‘蓄蛊’，什么虫子都说是我们的蛊虫，既然这么害怕，那还过来做什么！”
在没有与中原文明发生碰撞之前，云南一直自成一体。
唐朝时是南诏国，南宋时是大理国，都没有过“蓄蛊”的史料。到云南被并入中原，在大明时期改为大理府，就开始有了“蓄蛊”的污名，中原人对当地人畏惧如虎，仿佛是个人都会养蛊要害中原人。
【最可怕的是，其实在双方的交流中，有些有识之士并非没有发现巫蛊之说的荒谬，但是依然选择了附和，选择了污名化。】不仅仅是经常接触所谓“中蛊”的大夫能发现“蛊毒”的真相就是一种疾病，不少文人也发现了，并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出自己的看法，同样认为“蛊毒”是疾病，是人们对疾病和未知事物的惧怕，但是很可惜，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伸张。
被传“养蛊”的地方，只能靠经济发达、与外界文化融合后，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摆脱污名。
【就如同“打旱骨桩”一样，“旱魃”总被选定为弱势群体。“蛊女”“养蛊人”同样选择的是弱势群体。】
寡妇，孤女，孤僻的老婆婆，病歪歪的独身男人，这些都是被指认是“养蛊人”的主要社会人士。
明朝的苗寨里，一位正值婚嫁期的少女突然泪流满面。
她的父亲早逝，母亲成了寡妇，带着自己靠着上山采药卖药为生，没想到却被寨子里的人说她母亲是“蛊婆”，各种排斥，村里的小孩要么欺负她，要么畏惧她躲得远远的。
本以为长大后会好很多，可是长大后，因为她母亲是“蛊婆”，没有人家愿意娶她，让母亲暗自垂泪，总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女儿。
可是少女知道，母亲根本不是什么“蛊婆”，知道些药性也是因为常年卖药，跟药铺子合作认识的。
“我娘若是蛊婆，那些背后说我们坏话的，一个也不会放过！”
少女擦擦眼泪，恨恨道。
尽管天幕为她母亲平冤了，她哭出了多年来受的委屈，可是母亲受过的委屈，又怎么可能因为一两句话就能抹平？
“阿娘，我们搬走吧！搬去一个大家不认识我们的地方！”少女对着母亲提议道。
母亲却摇摇头：“到了异地，我们是外乡人，还是被欺负的那个，别人听到我们的口音就会知道我们是南方人，会怀疑我们孤儿寡母逃到外地是不是蛊婆。”
少女犹豫了：“那可怎么办？”
“既然说我们是蛊婆，会放蛊，为什么不能会治蛊？”经历了半辈子心酸的母亲坚韧而睿智，她有条不紊说出自己的打算，“天幕也说了，以前的巫是地位崇高的，如果我们有这些能力，也可以摆脱如今的困境。”
少女：“可是我们不会治蛊啊？”
“天幕特意讲这么多蛊毒，不会是白讲的。”母亲很有信心地说道，“娘猜，后面就会讲蛊怎么治疗。”
少女狠狠点头：“好！我们看天幕，好好研究怎么治！”
【到后来，民间的“蛊”如同宫廷中的“巫蛊之祸”一样，也成为了对付敌人的一种阴谋手段。】
唐朝时期，诸暨一位卸任的县尉包某，去一位熟识的富豪家中做客，做客后，包某怀孕的妻子第二天在家中突然得病。
包某怀疑富豪给妻子下蛊，带着妻子去富豪家中闹事，结果打闹自重发生冲撞，导致妻子死亡，一尸两命。
包某悲愤之下，抬着妻子的尸体，去衙门告状。
“大人，我的夫人死的好惨啊！”
当时负责的官员是观察使李逊：“她是怎么死的？”
包某开口直指曾经的富豪朋友：“她定然是被我那无良友人下蛊害死的！”
李逊问道：“你有什么证据？”
包某说出前日去富豪家中吃饭，妻子回去就生病，加上当地有下蛊的传说，他一口咬定：“大家都说他会下蛊，肯定是他下的蛊！”
富豪委屈地解释：“大人，我家从来没下过什么蛊，连见都不曾见过！”
李逊再次追问时，包某给出新的证据：“是我妻子晚上托梦告诉我的，就是被他下蛊害死的！”
“这是勒索！”李逊却看出其中的种种不合理之处，“你既然担心你的妻子，为何要带着病妻出门而不是先给她请大夫？为何又要当着她的面打架？为何不先妥当安置你即将临盆的妻子？”
包某开始叫屈：“大人，我家一尸两命，你竟然怀疑我！”
“你夫人一尸两命，但是你还可以再娶不是吗？”李逊看着包某眼神闪烁，看出了这人的不对劲，“你夫人一尸两命，你不给她下葬，把人的尸体抬到外面任人旁观，这就是你的爱妻爱子？”
最后，因为包某证据不足，李逊给双方轻微处罚，包某的妻兄不服，当朝喊冤，被李逊杖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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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年，官员孟简接替李逊的官职，一上任，包某再次喊冤，孟简再次重审此案。
“有何证据？”
包某还是老说词，并且非常坚定的认为是富豪下蛊：“是我夫人托梦告诉我，是他下了蛊！”
然而这一次，孟简将富豪全家十几口人活活杖毙。
民间的百姓竟然群情一片叫好声：
“还是这位大人好，大人您可真是位青天啊！”
叫冤者满意，百姓满意，死去的富豪全家，想发表反对意见也没有机会发表。
但是，这真的就是真相了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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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竟然是我大唐官员！”李世民看到唐朝时就不好了，看完整个案子气得声音颤抖，“我大唐官员什么时候靠托梦断案了？《唐律疏议》都不学的吗？”
“这个孟简若是生在现在，朕定要让他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，当什么官，回家吃自己去！”
李世民这一期看天幕，原本是准备学习医术，没想到又被气的不成模样，长孙皇后怕他气出病来，连忙让太医给他诊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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