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蝉与狗
“你倒是令我觉得可笑,女士,你与你背后的那位教唆我的部下极力促成这样的结果。今日,你倒是自己上门,将原本的意图收回。你觉得魔法部是什么娃娃屋里的过家家游戏吗?”
我盯着他变得不安的脸,觉得十分有趣。福吉在此向我发出诘问,显然早已将我背后的里德尔当成他的靠山。因此,他才有底气与邓布利多一站。
当然,这种底气也源于他对自身地位的自信。他对我发问,显然是将我摆在一个至少是平等的位置。不过,按照我的估计,他应当认为自己的地位要高于我。
福吉之所以还能在我面前收敛他的傲慢,不过是还未掌握与里德尔直接对话的权力。我可以相信,只要他能够做到与里德尔面对面,这个小人绝对会想尽办法将我踩在脚底下。
这一点他们都是一样的——与乌姆里奇一样。
福吉与魔法部就是一个四处留情的娼/妇,只要出得起价钱,谁都可以带着它走进交际圈。
他像是抓到我的把柄,狡猾地笑起来:“这是你的想法,还是那位的想法?”
“我即是他。”我说。
“如果您执意从道德出发,审判一位完美无缺之人。那么十分遗憾,我将会站在陪审席上,为您投出反对的一票。”
“你可以试试。”部长先生说。
“当然,我们可以试试。”
“就为了你的‘圣人’?”
“为了我们的未来。”
他嗤笑一声。
这怎么不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呢?魔法部与邓布利多,我与福吉,任何人际关系中总要有一个主宰者,即使是寄生虫也是一样。
宿主的大脑始终掌控身体,寄生虫只能做一个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去向的可怜之人,那岂不是太可悲了。为什么不侵入他的大脑,狠狠教训一下,让那个家伙明白谁才是真正决定这具身躯的“主人”?
说来也是充满遗憾,但是生活就是这样。我们与外部的敌人斗争,因此内部彼此成为朋友。当我们内部开始斗争的时候,只有我们自身才是朋友。
生活是游戏,政治也是游戏,生活是一场缩小的政治活动。我们只能从己身出发,在绝对利己中,衡量我们一切友谊。
“为了邓布利多。”我说。
“为了那位。”他说。
部长这只蜜蜂挺起他大大的肚子,急切地向我表态。在这一刻,我们即是朋友,也是敌人。但是,也是同样的时刻,我们两个都在妄想着,将邓布利多推进巨石滚落的道路中。
这时,我们便轻而易举地想起耶稣,他待在十字架上大声说出的话语:
“诸位,原谅他,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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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章卡了两天,只能说写到这里,大纲里的权力交织和站队问题已经乱到顶峰了。
这里,实际上的结盟是不存在的,因为团体与团体之间,个人与个人之间都有利益冲突。我这里的设想是最悲观的,也就是每个个体都是利己的。所以,敌人是存在的,朋友也是存在的,甚至敌人与朋友这两个身份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共同存在。
福吉并没有投里德尔,他只是习惯地出卖自己。汲汲经营之徒都擅长这个。
第220章 申辩(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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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堂里的人络绎不绝,忧伤懊悔的罪人排成长龙,队伍像工厂的流水线一样此消彼长,他们在中殿绕了两匝,聆听告解的神父一刻不停地工作,有时会因为疲倦而走神,有时又突然被讲述中的丑恶所惊醒,最后,总是走过场般的代祷悔罪。不知多少句“我们的天父”,多少句“万福玛利亚”,然后匆匆完成赦免。
不过,某些神父待在难闻、阴暗的告解室纯属强打精神。上帝知道他们是费了多大力气。因为,就在当天早晨,他们收到那份手抄的稿件。在下午三点,坐在早就安排好的席位上。
从来都不存在的神父与从来都存在的神父,因为一场告解而诞生的运动矛盾地在每个人的心底工作,因为信仰而疲倦地聆听忏悔。
出路不是出路,不是出路的出路。棕榈树暴露在阳光下,混合着皮革与汗水,奇妙地产生玫瑰的气味。
那些来自物质世界的凡夫挤在一起,会魔法的、不会魔法的,如同尾羽长一些或者短一些的鸽子,一起在闷热的夏季淌着汗水。
我拄着拐杖坐在陪审团的席位上,旁边坐着的是一位不认识的先生。我不认识他,但是他大约是认得我,也认可我。这位像苍蝇般嗡嗡作响,挑/逗我的神经。以至于我在离开那里的时候,他仍试图跟上来,诉说他刚刚构建的友谊。
法官敲击那只精巧的锤子,陪审团的几位大人高高坐着,书记员忠实记录他们的说辞。
这场被告缺席的会议荒谬开展。
“由于邓布利多先生无法到达会场,将由——”
念诵稿件的官员停顿一下,似乎还在惊讶于那张之上的词句。他大概也不愿意去揣摩“最高领导人”究竟在想些什么,亦或者只是为了摆脱属于他的尴尬境地,于是,他忽略来此背后福吉的咳嗽声,忽略所有可能存在的权力漩涡,自顾自地念着:
“——派丽可·博克代为陈词。”
正如同康奈利·福吉展示他的权力,一意孤行地宣告这场审判开始一样,我也在极力炫耀自己的权柄,越过魔法部众人修改法官先生的文稿。
书记官的羽毛笔兀自写着。他会记录福吉先生咳嗽几声吗?他会记录我拐杖搭在地板上的声音吗?
这场审判是不和情理的,就像我现在站在这里一样。但是,游戏一旦开始,就不可能有人能够擅自结束。
虽然说,唯一获胜的可能就是“不玩”,但是,那所谓的“不玩”也仅是指不参与到游戏中,而并非在游戏中不作为。我们都被绑在文明的战车上,在车轮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中被碾成碎末。
时间就是那只被拴住的驴。
邓布利多或许是老了,或许他也开始变得傲慢。我能够理解这位老人的心境。在他看来,康奈利·福吉不过是戏台上的小丑,他自诩不需要靠着政治身份而活着,因而也不再需要尊重福吉部长。
但是,他活了太久了,久到时间已经开始令他忽视一些东西,令他的眼珠开始不受控制地往上看。那些他所鄙夷的鬼蜮伎俩,恰恰也是摧毁他合法性的利刃。
邓布利多并不信任魔法部,他只相信他自己,他仅有的信任只给到那些能够被他掌控的人。因此,像我这样对他百般讨好付出,最后得到的也不过是略显温柔的警惕。
相比起一开始就被他纳入羽翼下的波特,这不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吗?
不过,我并不会因为这种不公而怨恨他。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人。无条件信任他人的人才是蠢货,人与人的连接往往构建于友谊与利益。
我今日站在这里,陪福吉演完他的娃娃屋故事,也不过是友谊与利益的构建。当然,我也是想压过福吉的,我得告诉他谁才是操纵这一切的主人。
“部长阁下,法官阁下,女士以及先生们,”我代替被告站在席位上,语气平缓,“我作为阿不思·邓布利多的学生,代替他出席这场审判,也代替他对自身控告申辩。”
巫师们惴惴不安,警惕地打量我。
“大家都已经见到了,我们的会场上出现一些虔诚的面孔。不必恐慌,他们并非敌人,而是我们的朋友——作为信众的,我的朋友。作为大多数人眼中的‘亲麻瓜’者,我相信邓布利多先生也愿意这些朋友出席。”
“当然,在这里,我也为这场不算平等的邀请道歉,毕竟诸位先生还在处理尘世中苦者的哀叹,如今,在忏悔的海洋中又要加入我们的争端。不过,我仍坚持我来到这里的意志:我为被控告者辩护。”
法官见人群的讨论声越来越大,又一次喊着“肃静”,书记官盯着我,又猛然回头去看福吉。至于部长先生,他的脸开始涨红,手指不断敲击自己面前的桌子。他瞪着坐在自己席位下方的法官,嘴里不断嘟囔。
象征着法律的法官却闭上眼睛,安然居于魔法部部长之下。
法官先生慢悠悠地问:“那么,请问代理人派丽可·博克,你是1980年生,伦敦人?”
“是的,法官阁下,我生于1980年,伦敦。”
“开始你的陈词吧。”闭着眼的法官无视程序,他的偏袒令福吉再次不满地敲击桌子。这位部长似乎忘记了,我们的能量同样不可小觑。他能够威胁法官,是因为他还坐在那个位置上;我能够使法官听话,却只是因为我自己。
我已经拥有足够令人弯腰的筹码,即使从目前来看,这是“恐惧”。
“感谢您!那么,巫师以及信众们,我要代替邓布利多申辩。首先,我应该说的就是虚假的控告与最初的控告者。在很多年以前,诸位面前就已经有诸多关于邓布利多先生的控告,我们都明白,为一方谋利必然会惹怒另一方。那么,在此我强调的第一点是:邓布利多先生是一名巫师,他并不相信神。”
“对于我们的信众朋友而言,他是一个不讨喜的人。当然,对于审判,他们也会秉持正义做出理智的投票。”
“好了,接下来就是我对于这场审判做出的核心解释。诸位,这场审判的动机就是污蔑,至于控告者,他满嘴谎言,将自己的敌人污蔑成公众的敌人,将自己的利益谎称为公众的利益。信众朋友们,在这场审判中,诸位将听到谎言制成的诉状,‘不可说谎’的教条已然在控告者心中消失,他将永远不可能走进忏悔室,也永远不会悔过自己的罪行。巫师们,控告者切实损害着我们利益,他从未在意将我们绑上他的战车的后果。”
“在这里,我们再次重申关于‘敌人’与‘公敌。’也再次重申那些污蔑者说了哪些谎言,他又如何精巧地玩弄自己的喉舌,将我们的利益变成对于他自身朋友的投诚信。”
“诸位,我们的‘朋友’是什么?我们的‘敌人’又是什么?或许朋友会在今晚与我们一起醉倒在酒馆,敌人会用尖锐之物刺入我们的胸膛。但是这是一种私人的概念。如今,我们的世界动荡不安,我们抱团取暖,正如同我们结伴坐在陪审席上。”
“从我们的整体出发,朋友与敌人这对概念必须在具体的生存意义上理解,不能将它们当做比喻或象征,也不能将他们与经济、道德或者其他概念相混淆,尤其是不能在私人——个体的意义上将它们理解成某些私人情感或倾向的心理表现。”
“这正是我意图申辩的——动机上的污蔑。敌人并不是指那些单纯的竞争对手或冲突的对方,敌人也不是为某些人所痛恨的私敌。只有当一个斗争的群体遇上另一个类似的群体时,才会有敌人的存在。当控告者意图代表我们树立一位敌人的时候,那么,我们这个团体的敌人必然是另一个团体,而并非个人。”
“作为团体的敌人,那就是‘公敌’,因为任何与上述人类群体,尤其与整个国家的群体有关的东西,均会通过这种斗争关系而变得具有公众性。广义上讲,站在这个法庭上审判的,乃是‘公敌’,而并非‘仇人’。”
“诸位,邓布利多是我们每个个体的仇人吗?邓布利多先生的仇人是哪些人?他的仇人是我们吗?”
我站在低处,见那些巫师交头接耳,麻瓜们茫然地坐着。巫师们自然不愿意被打成邓布利多的仇人。要知道,他们能够走到今天,自然是靠着左右逢源的本事。站队对于这些老家伙而言还是太刺激了。
“信众朋友们,相信诸位还蒙在鼓里,不知道我代为申辩的是怎样一位温和的老人。邓布利多先生是一位教师,一位老师又如何为站在这里呢?”
“有人将他污蔑为公敌,把他当成每位群众的敌人,仅因为他是污蔑者的敌人。先生们,经文上曾广义地引用那句话——爱你们的仇敌,诸位在告解室也多次将此语脱口而出。但是,我相信诸位也明白,此处的仇敌并非指政治上的敌人,我也认同公敌需要接受审判。正如同我们的多次远征。”
“对于公敌,基督徒与穆/斯/林历经千年的斗争中,基督徒从未因为‘爱’而放弃欧洲,向撒拉逊或土耳其人投降。对于‘公敌’的审判是具有世俗意义的。只有在私人领域,去爱敌人,爱仇敌才有意义。”
“而污蔑者摒弃这一美德,他们意图玷污法律与政治,在对立面代替我们去审判他自身的敌人。不爱、不信,这难道不是控告人的罪过吗?”
“一派胡言,一派胡言。”康奈利·福吉不顾身边人的反对,站起来朝我大喊:“你是想代替法律审判我吗?”
“靠着这些连局势都弄不清楚的麻瓜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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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派丽可偷换了一系列概念,又用尖锐的“仇人”、“敌人”来使反对派感到不安。邓布利多足够强大,但是他表现得太没有威胁性了,以至于许多人根本无法意识到与他对立会引来什么。
但是她的目的并不是使邓布利多脱罪,或者说,最终目的并不是这个。
第221章 申辩(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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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与里德尔一起坐在餐桌前,家养小精灵正将盘子摆在餐垫上。一楼餐厅的枝形吊灯已经有些年头,里面的钨丝把上层玻璃熏黑,灰尘藏在细小的裂缝里,将原本就不光亮的吊灯紧紧拢住。
当天晚上,我们喝了一点烈酒。等瓦里西拼命把我摇醒的时候,我正站在河床上。那时候我的大脑还在发热,心里想着,我,正在毫无痛苦地化作蒸汽。
只要别人不来打扰我,只要一小会,我心想,任何人都无法给我添麻烦了,我也不会带给人任何麻烦。我会变成从树梢上升起的蒸汽。
栅栏外面的大狗又吠叫起来。在恐惧、回声和夜晚寂静的作用下,狗的叫声就像是敲响的锣鼓。
汤姆·里德尔正坐在餐桌前面,他的白色茶巾仔细从杯子的玻璃花纹上滑过,不放过一丝一毫可疑的沉淀。
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写字台上。桌子上打开着一本关于欧洲战争的记录,那是比车臣更加久远的东西,但是战争总是战争,它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繁衍。
车臣将数万人的死亡带到欧洲的公路上,而记录翻开处却是翻译沃兰德的序语。
我们读这篇文章,大脑处理一个又一个字母:
1965年发生的事将主导南亚至少五十年!
我们再读下去:
露西出生在1965年,他说,如果她是个不懂得拒绝的女孩,到1980年,她的命运将展开枝桠。
这是个并不重要的信息,我们的大脑现在遗忘它。在颤颤巍巍的字节中,包括我在内,我们都游行在思维的街道上。
里德尔在乎的是1995年,而果实的孕育是在1992年。
他说:“如果我想到举办一场宴会,最重要的是什么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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